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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时政观察】问责法制化给权力划出“硬杠杠”
今年全国两会期间，澎湃新闻从政协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秘书处获悉，全国政协委员，民革河南省委会副主委、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学科与发展规划处处长马珺向大会提交了题为《激发基层公务员干事创业动能》的大会发言。（3月5日澎湃新闻网）
在发言中，马珺提到，制定问责法律，明确问责主体、客体、程序、方式和结果等要素，巩固和维护问责权威，实现不作为问责法制化。通过搜索网络发现，“问责法制化”在不少地方领导干部的监督管理体系中都或多或少地存在，大部分以“问责暂行办法”或“问责暂行条例”等方式实施，但是仔细查阅才发现，“问责法制化”其实并不是非常明晰，特别是在问责的程序、方式和结果等方面，领导干部有着很大的自由权。
在现实中，笔者就曾遇到过这样一件事：某地领导到基层检查A项工作，却不料被基层干部顶撞了两句，领导气不打一处来，要求纪检部门必须对其问责处罚，但是顶撞领导是够不上问责标准的，于是又从B项工作找到突破口，才有了被问责处罚的由头。由此可见，在有的地方和部门，问责作为一项严肃的政治工作，被当成了领导想用就用、想怎么用就怎么用的个人私器。
在新闻媒体的诸多报道中，也出现过不少任性问责和肆意问责的现象，比如，饭桌上的肉少了，食堂工作人员被问责；再比如，扶贫报表数据填写错误被问责。即便是某些失误没有造成任何影响和损失，也难逃被问责，甚至一些“无厘头式”的问责来源于更高职务领导的施压，好像领导不顺心不合意就必须有人来“买单”。在现行的问责处罚体系中，领导干部的权力空间过大、问责范围不够明确、问责内容聚焦不精准，以及乱问责的追责机制不够健全等等问题，导致一些部门和地方的追责问责自由化，要解决这些问题，必须通过党规法纪的形式将法制化的问责固化成制度体系。
2016年6月28日，中央颁布实施《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》从顶层设计上给问责处罚提供了根本遵循，但是有的地方和部门在贯彻执行的时候，出现了“剑走偏锋”的现象，特别是地方和部门还没有结合实际制定有针对性的落实举措，致使有的领导干部执行政策有漏洞可钻。所以，问责法制化既是新时代法制体系建设的顺势之举，更是加强干部监督管理的必然之举。只有把权力关进制度的“笼子”，给问责权划出“硬杠杠”，才能从跟不上铲除滋生任性妄为的权力“土壤”。
